作者 余绍清
晚上读了一篇好文章,即临沂大学文学院邢斌的《2022年冬,我在临沂城送外卖》。这篇文章讲述邢斌本人在2022年冬天季整整一个月的送外卖经历,包括如何挑选平台,个人体验与观察,以及外卖员收入的跨国和身为知识分子的反思。
客观来说,这篇文章没有什么理论研究,但这种走出校门切入社会,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行为,对当前的大学教授而言,太稀缺了,也因此这已经很让人感佩。
此致!敬礼!
一个月里,邢教授完成了2000多单,平均每天工作13小时左右,骑摩托210公里、步行32000步、爬110层楼,收入在150元上下,一个月休4天,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。由于邢本人是非全职来跑,按照他的说法,如果全职跑砸,可以到6000左右,如果冒着生命危险开60码逆行,可以上8000。
笔者认为,邢教授此举折射了两个问题,但他却只看到了一个问题,那就是为外卖骑手的鸣不平,比如平台严苛的标准、外卖骑手的收入和发达国家进行对比,他都表达了不满。
微观上看,邢教授显然是富有洞见的,外卖骑手就是被平台“压榨”的工具人,此前“人物”杂志的“困在系统里”雄文,不但揭示了骑手们在算法里的悲惨处境,而且直接触发了美团、饿了么的送达时间机制改革。可见,媒体和社会的监督,对于改善骑手处境十分关键。
但在宏观上,邢教授沉浸在“骑手”角色中也不能自拔,他忽略了疫情下他能够比较轻松地应聘,且以新手、兼职身份在一个月内凭借辛苦付出取得了4000多的收入,这对很多人来说,是一条活下去的道路。
2022年临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.3万,农村为1.9万,也就是说,即使每月收入4000,一年4.8万,也超过了临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,更不要说大量骑手其实来自农村。
邢教授是2022年末到今年年初做的“社会调研”,要知道从4月开始,青年失业率就一直居高不下,在7月超过21%之后,官方干脆不公布数据了。与此同时,外卖骑手、滴滴司机都开始爆满,如今邢教授想要再当骑手,恐怕就要排队了。
所以,平台与骑手的矛盾绝对是真问题,但只是其一,其二是平台与国家的关系,但这一层始终缺乏真正有价值的研究。
不过可以确定的是,平台在国家面前是十分弱势的,就像近来连续爆雷的房企,三道红线下,纵使碧桂园这样的“老狐狸”也扛不住。而按照市场价100万的房子,成本约15-20万,房企赚15万左右,剩下的基本是地价和税费。
所以,道理其实很相似,当公众怒斥房企、声讨平台,看似充满正义感,实际上忽略了我们整体上高赋税、低福利的现实。邢教授的调研反思和批判非常重要,但依然是局部性的,真正要理解今天的中国,需要带着微观和宏观两种视野,才能看到更完整的问题、提出更精准的建议。